实证母系社会，“分子考古学”为啥牛

日前，我国科学家凭(píng)分子遗传学证据确认(quèrèn)，山东广饶傅家遗址存在距今4750年以前由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社会形态。这项(zhèxiàng)成果在世界范围内首次确证存在史前母系社会组织(zǔzhī)，首次以分子遗传学证据实证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的具体结构，刷新了母系社会最早(zuìzǎo)仅可追溯至欧洲铁器时代的遗传学线索溯源。 消息一出，便引发广泛关注。许多人(rén)惊奇发现(fāxiàn)，考古不仅是“挖挖土”，还可以(kěyǐ)(yǐ)充满科技范儿。实际上，科技考古早已是考古学的标配，现代考古学已逐渐演变成一个以人文科学研究为(wèi)目的， 包含大量自然科学方法的交叉性学科。这次立功的是其中一个细小而重要的分支：分子考古学。 世界各地不断有古代人类遗骸的伟大发现，引起了人类学家、考古学家、民族(mínzú)学家的思考：人类何时何地从古猿变来？世界的各色人种究竟是如何演变的？具有语言、意识、艺术想象力和(hé)技术革新(jìshùgéxīn)的现代人，祖先究竟出自哪里？各种族、民族之间的亲疏远近究竟是什么关系？要回答这些问题，分子考古学能(néng)派(pài)上大用场。 分子考古(gǔ)学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， 对出土的古代的任何(rènhé)可研究对象 进行分子水平上的考古研究。分子考古学的核心是古DNA 研究， 它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手段(shǒuduàn)提取和分析保存在古代人类和动植物遗骸中的古DNA分子去解决考古学问题(wèntí)。 分子考古学是考古学与遗传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(de)前沿领域。遗传学告诉我们，生物基因组里包含一个物种在历史长河中的所有遗传信息。人类基因组约有20000个基因，全球范围内，这些基因的结构几乎相同(xiāngtóng)。尽管如此，人类基因中仍然有数百万个变异(biànyì)，这些变异可以帮助分析(fēnxī)不同(bùtóng)地区、不同群体的祖先差异。1984年，《自然》杂志刊发19世纪末灭绝的斑驴(lǘ)标本DNA提取报告，可作为古DNA研究(yánjiū)兴起的标志。1997年，马克斯·普朗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从“尼安德(níāndé)特人”骨骼中成功提取出线粒体(xiànlìtǐ)DNA，不仅为古人类学提供了新路径，也引发(yǐnfā)了关于“尼安德特人”与现代人基因交流的讨论。 我们知道，生物死亡之后，原有DNA分子结构会受到严重的化学和物理损伤。所以在(zài)古遗骸中提取出的古DNA，往往会严重降解，这就给古DNA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。不过(bùguò)，近年来随着(suízhe)技术持续突破，研究人员已能在古DNA普遍(pǔbiàn)降解的背景下，实现对古代(gǔdài)人类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。 考古学者、吉林大学教授朱泓指出，几十年来，对地下出土的古人骨进行DNA提取扩增测序和分析，是(shì)国际考古学界普(pǔ)前沿课题和热点课题。我国虽然起步较晚，但成果丰硕。2000年，研究人员就对山东淄博市(zībóshì)临淄区古墓群中的古人类和现代人样本进行了DNA提取、纯化，并完成同一地区(dìqū)三个不同历史年代(niándài)的人类群体的DNA序列及其数理统计分析，从而阐明(chǎnmíng)了不同历史时期山东半岛人群的分布及遗传结构(jiégòu)与现代人的异同性。 这次对于广饶傅家遗址的研究(yánjiū)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(yǔ)北京大学团队基于高分辨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，综合考古学、人类学、稳定同位素以及碳(tàn)十四年代学等多学科交叉手段。科研人员首次在泰沂山北麓沿海地区、中华文明起源(qǐyuán)与早期发展的关键区域，实证确认了4750年前(niánqián)大汶口文化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村落组织，为摩尔根、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(tíchū)的“原始母系社会是(shì)文明前夜重要阶段”的理论提供了关键的东方证据。 除了实证母系(mǔxì)氏族，分子考古学还有广阔的用武之地。 通过分子考古学，科学家(kēxuéjiā)能追溯人类的基因来源，揭示人类不同种群的迁徙路径。例如通过分析古代(gǔdài)人类和现存(xiàncún)人群的DNA，科学家能够识别(shíbié)出不同人群的祖先关系，推测古代人类从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。 通过分子考古学，可以揭示(jiēshì)文化、技术和人群迁移(qiānyí)之间的复杂关系，从而弄清(nòngqīng)技术、文化是如何传播的。例如对河西走廊的古代基因组分析，揭示了新石器时代至(zhì)汉代的一次显著遗传成分转变，证明了张骞“凿空”及汉代大规模移民政策，对区域文化和遗传结构(jiégòu)的深远影响。 6月5日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(xuéyuàn)研究员宁超在(zài)发布会上介绍情况。 新华社 通过分子考古学，研究人员能够解析古代人类的(de)生业模式及其环境适应策略。例如对新疆石城子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显示，汉代(hàndài)戍卒主要种植青稞、小麦、黍和粟，同时发展高效的牧业，以应对(yìngduì)天山北麓寒冷的气候条件。对动物骨骼的分析显示，该(gāi)地区牲畜利用(lìyòng)度高，羊、牛、马不仅是食物来源，更被用作畜力以增强(zēngqiáng)军事后勤保障能力。这些研究帮助重建了古代人类生存与繁衍的细节。 分子考古学在古病学领域的(de)应用也十分重要。例如通过分析古代人类的DNA和病原体遗传信息，研究人员能够追溯古代瘟疫的传播历史及其对(duì)社会的影响。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团队(tuánduì)曾研究河西走廊和蒙古帝国扩张期间人群(rénqún)混血的遗传数据，揭示出与人群迁徙相关的疾病传播模式(móshì)，为现代疾病的溯源提供了启发。 正因如此，分子考古学(kǎogǔxué)是(shì)现代考古学上一次重要的(de)技术进步，被誉为是继碳十四测年法之后的考古学第二次革命。“从人类起源到社会结构，从基因演化到疾病传播，分子考古学正逐步解锁人类历史的复杂面貌。展望未来，通过跨学科合作、技术创新、伦理思考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等，分子考古学有望发展成为一个更加成熟(chéngshú)和(hé)多元化的学科，为我们提供更全面、更深入的历史画卷。”文少卿认为(rènwéi)。 （大众(dàzhòng)新闻记者 张九龙）